第86章 代理北大校长
抗战胜利后，北大复校。一方面，此前蒋梦麟因被任命为行政院秘书长，按有关规定，政府官员不能兼任大学校长。另一方面，那时的北大，在国内是公认的最高学府。但在西南联大期间，国民政府教育部指定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任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后来又进一步决定，由三校校长轮任常务委员会主.席，任期一年，本学年由清华校长梅贻琦担任。后因蒋梦麟、张伯苓均在重庆任职，只有梅贻琦长期留于昆明，故没有实施轮任制度，一直由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主政西南联大。
梅贻琦毕竟是清华大学校长，有些北大的师生便觉得是清华大学占了上风，便对校长蒋梦麟有些意见。
总之，蒋梦麟不能再做北京大学校长了。
谁来做北京大学的校长呢？国民政府和蒋介右属意傅斯年接任北大校长，并通过教育部长朱家骅转告。傅斯年获悉此讯，立即回信蒋介石，表示坚辞。
信曰：“日昨朱部长骝先先生，以尊命见示，谓蒋梦麟先生之北京大学校长出缺，即以斯年承乏。……自知不能负荷世务，三十年来，读书述作之志，迄不可改。徒以国家艰难，未敢自逸，故时作谬论。今日月重光，正幸得遂初志，若忽然办事，必累钧座知人之明。兼以斯年患恶性血压高，于兹五年，危险逐年迫切，医生告诚，谓如再不听，必生事故。……抑有进者，北京大学之教授全体及一切有关之人，皆盼胡适之先生为校长，为日有年矣。适之先生经师人师，士林所宗，在国内既负盛名，在英美则声誉之隆，尤为前所未有。今如以为北京大学校长，不特校内感俯顺舆情之美；即全国教育界，亦必以为清时佳话而欢欣；在我盟邦，更感兴奋，将以为政府选贤任能者如此，乃中国政府走上新方向之证明；所谓一举而数得者也。”
言词恳切。国民政府接受了他的请求，决定任命胡适为北大校长。因为胡适在美未归，转推他暂时代理北大校长，并聘为西南联大常务委员。
朱家骅后来叙及此事原委：“抗战胜利，各校复员，北京大学地位重要。我和他商量，想请胡适之先生担任校长，他也竭力的主张。不过胡先生不能立即回国，结果，又把代理校长推在他的身上。他当时虽表示不愿，但北大是他的母校，而胡先生又是他的老师，我以大义相劝，他不得不勉强答应。”
傅斯年上任后，一方面面临北大的复员问题，一方面要处理伪北大的遗留问题。西南联大地处偏僻的边城——昆明。要将数以千计的北大师生和庞大的校产从昆明搬到北平，其组织工作的难度可想而知。
平津沦陷时期，敌伪在北京大学旧址继续办学，国人以“伪北大”视之。抗战胜利后，“伪北大”留有数千名师生无从处置。
北大复员前，国民政府曾派陈雪屏去北平负责教育方面的接受事宜，陈在北平设立了补习班，收容“伪北大”学生，并征调一批伪教职人员维持其课业。
“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的出现是有缘由的。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北平设立了一个特殊机构，用以甄审沦陷区的大学生。其中，业已在日伪势力控制的各伪大学毕业者，需甄审合格方才能换发新的官方认可的毕业文凭。同年9月，当局更下令解散伪北京大学、伪中央大学和伪交通大学，颁布《沦陷区专科以上学校学生、毕业生甄审办法》，这便是在北平、天津、上海、南京设立补习班，令原沦陷区在校生先补习再进行考试。
后来，此举被认为有歧视沦陷区学生之意，引起沦陷区民众极大反感与抵制。迫于社会压力，当局最终取消对沦陷区在校生的甄审考试，改补习班为临时大学，以收容尚未毕业的在校学生。这位后话。
前边，我们说过，胡适朋友很多，但在众多的朋友中，胡适最看中的莫过于傅斯年。而胡适对于傅斯年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而抗战胜利伊始，北京大学的接收与复员工作，是相当繁杂与艰巨。傅斯年的想法是：把“新北大”开学之前的一切障碍扫除掉，把“旧北大”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梳理清楚并彻底解决掉，为胡适就任北大校长铺平道路。
他给夫人俞大彩的信里就曾明确提到：“实在说在这样局面下，胡先生办远不如我，我在这几个月给他打平天下，他好办下去。”
傅斯年在代理北大校长期间，究竟怎样为胡适“打平天下”呢？按照他自己的话说，首要任务乃是把北平沦陷期间的“伪北大”教职员驱逐出去，因为他始终认为“大批伪教职员进来，这是暑假后北大开办的大障碍”，他就是要“决心扫荡之，决不为北大留此劣根。”
果然，傅说干就干，未等人到北平，就率先在重庆发表言论，称他所主持的北大，坚决不录用伪北大教职员。
1945年12月2日，《世界日报》首次公开傅斯年的这一言论，虽只是一则简讯，却足以在北平文教界“一石激起千层浪”。
当年12月6日，北平《世界日报》就曾报道：
“傅斯年，在重庆谈话，谓伪大学教职员将一律解聘消息传出后，本市各临时大学补习班教职员，颇感冲动，并闻第六补习班(医学院)教职员，曾有拒绝接受临大聘书情形。记者昨访补习班当局，对此问题得到解释如下：北大代理校长傅斯年氏之谈话，只代表个人意见，并非国家规定。后方对沦陷区教职员，不免歧视及误解。然自教育部派员前来后，深知收复区之教职员，甘心附逆者，实占极少数。大部均为国家命脉而忍辱负重，度此难苦而神圣之教育生涯。因此一切误解，自易冰释。至于甘心附逆者，自然有其事实及证据，并经法院判决，方可决定。教育当局绝不会盲目株连，凡未甘心附逆者，自可继续聘请。至于教员甄审之施行，其理由为事变后大学教员，多有自中学升格或滥竽充数者，故必然施行监审，甄审时间及各国立大学教职员之聘定，尚须待明年补习班结束后，听候教育部之规定施行。
“北平临时大学补习各分班，原任教授以下教职员，四日晨十时，在北大开联席会讨论决定成“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教职员联合会”，以联络感情，努力文教建国工作为宗旨，请徐光达教授草拟组织大纲，并定今晨九时，由北大六院及艺专各派代表二人，师大三人，往谒行营主任李宗仁，请求对于教职员加以保障，并请将所加污名，予以取消。”
由上述可知，在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设立两个月之后，正当沦陷区大学师生为政府严苛的战后甄审制度已颇感不满之际，傅斯年的激烈言论却恰恰在此时发表了出来，这势必呈“火上浇油”之势，反对与抵制的声浪定会一浪高过一浪的。
可傅斯年的铁腕性情，是绝不会为之妥协的，恰恰相反，还会更加强硬起来。
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师生集体“冲动”的消息刊出后两天，12月8日，傅又在重庆隔空喊话，其绝不罢休之势，咄咄逼人而来。仍是北平《世界日报》，派出驻重庆的特约记者，以专访形式再探傅的意见，并第一时间刊发了傅的重庆二度声明《不用伪北大人员要替青年找第一流教授这位血压过高的代理校长他说打死他也要明辨忠奸》：
《世界日报》驻重庆的特约记者写道；“北大代理校长傅斯年先生，对伪北大教职员，好像抱有一种义愤填膺不共戴天的忿怒。除在上月三十日，我已将他赌咒发誓不肯录用伪北大教职员的谈话，专电报告外，今天，我于前两日参加教育部朱部长的记者招待会之后，我一早冒着迷濛的细雨，再去访问他。对这位患着血压过高而有爱国狂热的傅先生，我想更详尽地听听他的意见。
“在傅先生的寓所里，他开门见山地，向我提出四点重要声明：(一)专科以上学校必须要在礼仪廉耻四字上，做一个不折不扣的榜样，给学生们，下一代的青年们看看！北大原先是请全体教员内迁的，事实上除开周作人等一二人之外，没有内迁的少数教员也转入辅仁、燕京任教，伪北大创办人钱稻孙则原来就不是北大的教授，所以现在伪北大的教授与北大根本毫无关系。(二)朱部长向我说过，伪北大教员绝无全体由补习班聘请任教之事，而係按照陆军总部征调伪敌人员服务办法征调其中一部服务，不发聘书，与北大亦无关系。(三)北大有绝对自由，不聘请任何伪校伪组织之人任教。(四)在大的观点上说，本校前任校长蒋梦麟先生，如明春返国的胡适校长，北大教授团体及渝昆两地同学会和我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无论现在将来，北大都不容伪校伪组织的人插足其间。
“手不停挥地记到这里，我才松出一口气来，请教傅先生对于“伪”的解释。
“傅先生喷吐了两口土制雪茄，这才肯定地说：‘人才缺乏是事实，从别的方面考虑征用未尝不可，但学校是陶冶培植后一代青年的地方，必须要能首先正是非、辨忠奸，否则下一代的青年不知所取，今天负教育责任的人，岂不都成了国家的罪人？听说燕京大学对于原校教授参加伪北大者一律解聘，个人非常佩服，假如我们北大尚且不能做到这一步，那就没有脸见燕京的朋友了。’
“提到青年，傅先生慨然地说：‘青年何辜，现在二十岁的大学生，抗战爆发时还不过是十二岁的孩子，我是主张善为待之，予以就学便利。其实在校学生当以求学问第一，教授的好坏与学生有直接关系。据我所知，伪北大文理法三院教授的标准，就学问说，也不及现在北大教授的十分之一，很快地北大明夏就要迁返北平了，以北大资格之老，加上胡适校长的名望，一定能够聘到许多第一流的教授，所以伪校教员不用，对学生是绝对有利的，这一点朱部长也再三表示支持，相信北平的青年学生也不会轻易受人欺骗。
“接着，谈到北平的文化汉奸，傅先生幽默地说他们的‘等类不同’，有一种是消极而不能自拔的，如同周作人，原来享有声望，如今甘心附逆，自不可恕。别一类是钱稻孙辈，那才是真正积极性的汉奸，在北平沦陷之前，钱稻孙就做了许多令人怀疑的事，当时有人问他中国会不会亡国，他答以‘亡国，是万幸’。问的人很惊诧，再问如何才是不幸，他竟说‘不幸的是还要灭种！’而且那时候北大教授准备内迁时他曾多方企图阻挠，也是尽人皆知的事。那末，拿这些文化汉奸该怎么办呢？”傅先生哈哈一笑，用爽朗的山东口音向我说：‘我不管办汉奸的事，我的职务是叫我想尽一切的办法让北大保持一个干干净净的身子！’‘正是非，辨忠奸。’是傅先生一贯的主张，临出大门他还补说一句：‘这个话就是打死我，也要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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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贻琦毕竟是清华大学校长，有些北大的师生便觉得是清华大学占了上风，便对校长蒋梦麟有些意见。
总之，蒋梦麟不能再做北京大学校长了。
谁来做北京大学的校长呢？国民政府和蒋介右属意傅斯年接任北大校长，并通过教育部长朱家骅转告。傅斯年获悉此讯，立即回信蒋介石，表示坚辞。
信曰：“日昨朱部长骝先先生，以尊命见示，谓蒋梦麟先生之北京大学校长出缺，即以斯年承乏。……自知不能负荷世务，三十年来，读书述作之志，迄不可改。徒以国家艰难，未敢自逸，故时作谬论。今日月重光，正幸得遂初志，若忽然办事，必累钧座知人之明。兼以斯年患恶性血压高，于兹五年，危险逐年迫切，医生告诚，谓如再不听，必生事故。……抑有进者，北京大学之教授全体及一切有关之人，皆盼胡适之先生为校长，为日有年矣。适之先生经师人师，士林所宗，在国内既负盛名，在英美则声誉之隆，尤为前所未有。今如以为北京大学校长，不特校内感俯顺舆情之美；即全国教育界，亦必以为清时佳话而欢欣；在我盟邦，更感兴奋，将以为政府选贤任能者如此，乃中国政府走上新方向之证明；所谓一举而数得者也。”
言词恳切。国民政府接受了他的请求，决定任命胡适为北大校长。因为胡适在美未归，转推他暂时代理北大校长，并聘为西南联大常务委员。
朱家骅后来叙及此事原委：“抗战胜利，各校复员，北京大学地位重要。我和他商量，想请胡适之先生担任校长，他也竭力的主张。不过胡先生不能立即回国，结果，又把代理校长推在他的身上。他当时虽表示不愿，但北大是他的母校，而胡先生又是他的老师，我以大义相劝，他不得不勉强答应。”
傅斯年上任后，一方面面临北大的复员问题，一方面要处理伪北大的遗留问题。西南联大地处偏僻的边城——昆明。要将数以千计的北大师生和庞大的校产从昆明搬到北平，其组织工作的难度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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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的出现是有缘由的。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北平设立了一个特殊机构，用以甄审沦陷区的大学生。其中，业已在日伪势力控制的各伪大学毕业者，需甄审合格方才能换发新的官方认可的毕业文凭。同年9月，当局更下令解散伪北京大学、伪中央大学和伪交通大学，颁布《沦陷区专科以上学校学生、毕业生甄审办法》，这便是在北平、天津、上海、南京设立补习班，令原沦陷区在校生先补习再进行考试。
后来，此举被认为有歧视沦陷区学生之意，引起沦陷区民众极大反感与抵制。迫于社会压力，当局最终取消对沦陷区在校生的甄审考试，改补习班为临时大学，以收容尚未毕业的在校学生。这位后话。
前边，我们说过，胡适朋友很多，但在众多的朋友中，胡适最看中的莫过于傅斯年。而胡适对于傅斯年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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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在代理北大校长期间，究竟怎样为胡适“打平天下”呢？按照他自己的话说，首要任务乃是把北平沦陷期间的“伪北大”教职员驱逐出去，因为他始终认为“大批伪教职员进来，这是暑假后北大开办的大障碍”，他就是要“决心扫荡之，决不为北大留此劣根。”
果然，傅说干就干，未等人到北平，就率先在重庆发表言论，称他所主持的北大，坚决不录用伪北大教职员。
1945年12月2日，《世界日报》首次公开傅斯年的这一言论，虽只是一则简讯，却足以在北平文教界“一石激起千层浪”。
当年12月6日，北平《世界日报》就曾报道：
“傅斯年，在重庆谈话，谓伪大学教职员将一律解聘消息传出后，本市各临时大学补习班教职员，颇感冲动，并闻第六补习班(医学院)教职员，曾有拒绝接受临大聘书情形。记者昨访补习班当局，对此问题得到解释如下：北大代理校长傅斯年氏之谈话，只代表个人意见，并非国家规定。后方对沦陷区教职员，不免歧视及误解。然自教育部派员前来后，深知收复区之教职员，甘心附逆者，实占极少数。大部均为国家命脉而忍辱负重，度此难苦而神圣之教育生涯。因此一切误解，自易冰释。至于甘心附逆者，自然有其事实及证据，并经法院判决，方可决定。教育当局绝不会盲目株连，凡未甘心附逆者，自可继续聘请。至于教员甄审之施行，其理由为事变后大学教员，多有自中学升格或滥竽充数者，故必然施行监审，甄审时间及各国立大学教职员之聘定，尚须待明年补习班结束后，听候教育部之规定施行。
“北平临时大学补习各分班，原任教授以下教职员，四日晨十时，在北大开联席会讨论决定成“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教职员联合会”，以联络感情，努力文教建国工作为宗旨，请徐光达教授草拟组织大纲，并定今晨九时，由北大六院及艺专各派代表二人，师大三人，往谒行营主任李宗仁，请求对于教职员加以保障，并请将所加污名，予以取消。”
由上述可知，在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设立两个月之后，正当沦陷区大学师生为政府严苛的战后甄审制度已颇感不满之际，傅斯年的激烈言论却恰恰在此时发表了出来，这势必呈“火上浇油”之势，反对与抵制的声浪定会一浪高过一浪的。
可傅斯年的铁腕性情，是绝不会为之妥协的，恰恰相反，还会更加强硬起来。
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师生集体“冲动”的消息刊出后两天，12月8日，傅又在重庆隔空喊话，其绝不罢休之势，咄咄逼人而来。仍是北平《世界日报》，派出驻重庆的特约记者，以专访形式再探傅的意见，并第一时间刊发了傅的重庆二度声明《不用伪北大人员要替青年找第一流教授这位血压过高的代理校长他说打死他也要明辨忠奸》：
《世界日报》驻重庆的特约记者写道；“北大代理校长傅斯年先生，对伪北大教职员，好像抱有一种义愤填膺不共戴天的忿怒。除在上月三十日，我已将他赌咒发誓不肯录用伪北大教职员的谈话，专电报告外，今天，我于前两日参加教育部朱部长的记者招待会之后，我一早冒着迷濛的细雨，再去访问他。对这位患着血压过高而有爱国狂热的傅先生，我想更详尽地听听他的意见。
“在傅先生的寓所里，他开门见山地，向我提出四点重要声明：(一)专科以上学校必须要在礼仪廉耻四字上，做一个不折不扣的榜样，给学生们，下一代的青年们看看！北大原先是请全体教员内迁的，事实上除开周作人等一二人之外，没有内迁的少数教员也转入辅仁、燕京任教，伪北大创办人钱稻孙则原来就不是北大的教授，所以现在伪北大的教授与北大根本毫无关系。(二)朱部长向我说过，伪北大教员绝无全体由补习班聘请任教之事，而係按照陆军总部征调伪敌人员服务办法征调其中一部服务，不发聘书，与北大亦无关系。(三)北大有绝对自由，不聘请任何伪校伪组织之人任教。(四)在大的观点上说，本校前任校长蒋梦麟先生，如明春返国的胡适校长，北大教授团体及渝昆两地同学会和我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无论现在将来，北大都不容伪校伪组织的人插足其间。
“手不停挥地记到这里，我才松出一口气来，请教傅先生对于“伪”的解释。
“傅先生喷吐了两口土制雪茄，这才肯定地说：‘人才缺乏是事实，从别的方面考虑征用未尝不可，但学校是陶冶培植后一代青年的地方，必须要能首先正是非、辨忠奸，否则下一代的青年不知所取，今天负教育责任的人，岂不都成了国家的罪人？听说燕京大学对于原校教授参加伪北大者一律解聘，个人非常佩服，假如我们北大尚且不能做到这一步，那就没有脸见燕京的朋友了。’
“提到青年，傅先生慨然地说：‘青年何辜，现在二十岁的大学生，抗战爆发时还不过是十二岁的孩子，我是主张善为待之，予以就学便利。其实在校学生当以求学问第一，教授的好坏与学生有直接关系。据我所知，伪北大文理法三院教授的标准，就学问说，也不及现在北大教授的十分之一，很快地北大明夏就要迁返北平了，以北大资格之老，加上胡适校长的名望，一定能够聘到许多第一流的教授，所以伪校教员不用，对学生是绝对有利的，这一点朱部长也再三表示支持，相信北平的青年学生也不会轻易受人欺骗。
“接着，谈到北平的文化汉奸，傅先生幽默地说他们的‘等类不同’，有一种是消极而不能自拔的，如同周作人，原来享有声望，如今甘心附逆，自不可恕。别一类是钱稻孙辈，那才是真正积极性的汉奸，在北平沦陷之前，钱稻孙就做了许多令人怀疑的事，当时有人问他中国会不会亡国，他答以‘亡国，是万幸’。问的人很惊诧，再问如何才是不幸，他竟说‘不幸的是还要灭种！’而且那时候北大教授准备内迁时他曾多方企图阻挠，也是尽人皆知的事。那末，拿这些文化汉奸该怎么办呢？”傅先生哈哈一笑，用爽朗的山东口音向我说：‘我不管办汉奸的事，我的职务是叫我想尽一切的办法让北大保持一个干干净净的身子！’‘正是非，辨忠奸。’是傅先生一贯的主张，临出大门他还补说一句：‘这个话就是打死我，也要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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