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4章 归骨于田横之岛
傅斯年看上去身宽肥胖，气壮如牛，但单纯从身体上来说，人是很虚弱的，所谓外外强中干。他应该患有家族性高血压，他的母亲就一直受高血压病困扰，也死于高血压。
傅斯年高血压严重发病至少两次，一次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在陪都重庆住了多日的医院。他去李庄，按医嘱是去养病的，但他却忙得不可开交。还有一次，便是在到台大当校长之前，他是在美国治疗了很长时间。被任命为台大校长时，他其实刚刚从美国治病归来。
回来的时候，美国医生一再嘱咐傅斯年，第一，不能过于操劳，第二注意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能过于激动，特别是要杜绝激烈的情绪波动。当然还有饮食上的诸多忌讳。
是的，高血压是一种常见病，有高血压病的人，有人也能活很高的寿，前提是，能严格的遵从美国医生对傅斯年的要求。
或许，对一般人来说，少操劳，控制好自己的情绪，这不难做到，但对于傅斯年来说，就很困难了。
其一，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担任被寄予厚望的台大校长，像傅斯年这种责任心极强的人，能够少操劳吗？
其二，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有人说，傅斯年在安静时，宛如一只温顺的猫，但一旦激动起来，就会变成一只暴虎。也就是说，特别容易激动。而这个性格，对于高血压病人，很多时候是致命的。
1950年12月20日上午，傅斯年出席由蒋梦麟召集的农复会一次会议，讨论农业教育改进和保送台大学生出国深造问题。在这个会上，傅提了不少意见，据在现场的人回忆说，他一会儿用汉语讲话，一会儿用英语和美国人交谈，一会儿汉英交杂，滔滔不绝地大发宏论。两个多小时的会议，他讲的话比任何人都多。
人都说，话多伤神，也容易激动。
午饭后稍事休息，傅又于下午2时许赶往省议会厅，列席台湾省参议会第五次会议。这一天，参议会上所质询的问题全是有关教育行政方面的事务，主要由时任台湾省教育厅厅长的陈雪屏作答。
起初，会议进行的十分顺利，直到郭国基的提问。
“政府从大陆抢运来放在台大的器材是怎样处理的？目前仍有很多学生难以入学，台大是否可以放宽尺度，进一步扩大招生数量？”
这个问题，自然需要台大校长回答。
郭国基的提问看似正常，其实不然，特别是扩大招生的事，一直使傅斯年承受很大压力。他虽然很反感，但他清楚，接受议员质询，是自己必须履行的义务。
“存放台大的器材当然要遵照政府的意见处理。至于台大的招生人数，已是一增再增，远远超过了台大的最大容纳数量，师资、设备、学校宿舍等的使用都已达到最大限度。”傅斯年回答。
郭国基接着又质询道：“台湾大学开办用的是台湾人民的钱，就应该多聘请台湾的教授，多招收台湾的学生。”
傅斯年解释，学校要培养人才，教授的选择至关重要，末流的水准能让学生有什么收获，台湾学问做的好的几乎都被他招揽了，其余的空缺都是他费心从大陆请人才得以填补。
至于招生，他解释道：“对于台湾学生，我们自然尽可能拉拔，所以在国文科一门，招生分数线比大陆低10分。”
趁着这个机会，傅斯年也利用省议会这个平台，宣传自己的办学理念。强调要尽可能的给学生更好的学习环境，学校的各类规章制度必须严格遵守，不容破坏，说着说着，他的情绪愈发高涨。
陈雪屏回忆当时的情况：“他答复完毕为六时十分，走下发言台时我看到他步履不稳，上前扶持，他只说‘不好……’，便倒在我身上，立即昏迷，当时刘参议员传来帮同把他扶卧在列席人员所坐的一排椅子上，我的公文包便做为枕头。”
此时是下午六时十分，省议会现场一片混乱。现场的记者，镁光灯一闪一闪地，围着昏迷不醒的傅斯年拍个不停，这时惹怒了一个人，就是省参议会秘书长连震东。他大声喊道：“你们这群残忍的家伙，人家已经到了这步田地，你们还在抢镜头，拍照、拍照……你们赶紧走开，让医生来接近他……”连震东即连战的父亲。
刘传来本身是台大的医学教授，经他初步诊断，傅是高血压病发作，于是一面用冷毛巾贴其额，一面打电话通知台大附属医院和傅斯年的夫人俞大綵。
傅原定当天晚上6点钟在他家中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商讨台湾省政府和台湾大学合办“血清疫苗制造所”事宜。
下午两点多钟，傅斯年还打电话给校长室秘书那廉君，让他把自己亲笔拟定的合作办法准时送到家中，以便开会时用。
5点多钟，那廉君来到傅家，俞大綵以为众人在家里开会，自己不便打搅，准备外出去吃饭。
不久，傅的司机老杨气喘吁吁地跑进来呼喊：“校长不行了，校长晕倒了！”俞大綵、那廉君等急忙驱车赶到省议会厅。
傅斯年被确诊为脑溢血，只能在议场内进行抢救。相继赶来探视的党政、学界人士三十余人，其中包括刘世杰、陈诚夫妇、何应钦、程天放、罗家伦、吴国桢、朱家骅、雷震、杭立武、浦薛凤、董作宾、李济、萨孟武、毛子水、方东美、英千里等人。
晚上九时三十分，一度有所好转，血压降低，体温三十八度，接近正常。
罗家伦见状，劝慰王世杰、陈诚夫妇先行回寓。
夫人俞大綵一言不发，只是默默地用手帕在不停揩泪。不料，又出现反复，血压陡增，体温升至四十度，延至十一时二十分终告不治。
十二月二十日午夜一时十分，台北市大雨滂沱，陈诚、王世杰、朱家骅、程天放、陈雪屏、郑通和等十余人，跟随在灵车的后面，把傅先生的遗体，送到极乐殡仪馆。
第二天，台大宣布停课一天，并下半旗致哀；第三天，移体大殓，送往火葬场火化。十二月三十一日，傅斯年治丧委员会、台湾大学假台大法学院大礼堂举行追悼会，蒋介石亲临主祭。各界前往致祭者达五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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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高血压严重发病至少两次，一次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在陪都重庆住了多日的医院。他去李庄，按医嘱是去养病的，但他却忙得不可开交。还有一次，便是在到台大当校长之前，他是在美国治疗了很长时间。被任命为台大校长时，他其实刚刚从美国治病归来。
回来的时候，美国医生一再嘱咐傅斯年，第一，不能过于操劳，第二注意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能过于激动，特别是要杜绝激烈的情绪波动。当然还有饮食上的诸多忌讳。
是的，高血压是一种常见病，有高血压病的人，有人也能活很高的寿，前提是，能严格的遵从美国医生对傅斯年的要求。
或许，对一般人来说，少操劳，控制好自己的情绪，这不难做到，但对于傅斯年来说，就很困难了。
其一，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担任被寄予厚望的台大校长，像傅斯年这种责任心极强的人，能够少操劳吗？
其二，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有人说，傅斯年在安静时，宛如一只温顺的猫，但一旦激动起来，就会变成一只暴虎。也就是说，特别容易激动。而这个性格，对于高血压病人，很多时候是致命的。
1950年12月20日上午，傅斯年出席由蒋梦麟召集的农复会一次会议，讨论农业教育改进和保送台大学生出国深造问题。在这个会上，傅提了不少意见，据在现场的人回忆说，他一会儿用汉语讲话，一会儿用英语和美国人交谈，一会儿汉英交杂，滔滔不绝地大发宏论。两个多小时的会议，他讲的话比任何人都多。
人都说，话多伤神，也容易激动。
午饭后稍事休息，傅又于下午2时许赶往省议会厅，列席台湾省参议会第五次会议。这一天，参议会上所质询的问题全是有关教育行政方面的事务，主要由时任台湾省教育厅厅长的陈雪屏作答。
起初，会议进行的十分顺利，直到郭国基的提问。
“政府从大陆抢运来放在台大的器材是怎样处理的？目前仍有很多学生难以入学，台大是否可以放宽尺度，进一步扩大招生数量？”
这个问题，自然需要台大校长回答。
郭国基的提问看似正常，其实不然，特别是扩大招生的事，一直使傅斯年承受很大压力。他虽然很反感，但他清楚，接受议员质询，是自己必须履行的义务。
“存放台大的器材当然要遵照政府的意见处理。至于台大的招生人数，已是一增再增，远远超过了台大的最大容纳数量，师资、设备、学校宿舍等的使用都已达到最大限度。”傅斯年回答。
郭国基接着又质询道：“台湾大学开办用的是台湾人民的钱，就应该多聘请台湾的教授，多招收台湾的学生。”
傅斯年解释，学校要培养人才，教授的选择至关重要，末流的水准能让学生有什么收获，台湾学问做的好的几乎都被他招揽了，其余的空缺都是他费心从大陆请人才得以填补。
至于招生，他解释道：“对于台湾学生，我们自然尽可能拉拔，所以在国文科一门，招生分数线比大陆低10分。”
趁着这个机会，傅斯年也利用省议会这个平台，宣传自己的办学理念。强调要尽可能的给学生更好的学习环境，学校的各类规章制度必须严格遵守，不容破坏，说着说着，他的情绪愈发高涨。
陈雪屏回忆当时的情况：“他答复完毕为六时十分，走下发言台时我看到他步履不稳，上前扶持，他只说‘不好……’，便倒在我身上，立即昏迷，当时刘参议员传来帮同把他扶卧在列席人员所坐的一排椅子上，我的公文包便做为枕头。”
此时是下午六时十分，省议会现场一片混乱。现场的记者，镁光灯一闪一闪地，围着昏迷不醒的傅斯年拍个不停，这时惹怒了一个人，就是省参议会秘书长连震东。他大声喊道：“你们这群残忍的家伙，人家已经到了这步田地，你们还在抢镜头，拍照、拍照……你们赶紧走开，让医生来接近他……”连震东即连战的父亲。
刘传来本身是台大的医学教授，经他初步诊断，傅是高血压病发作，于是一面用冷毛巾贴其额，一面打电话通知台大附属医院和傅斯年的夫人俞大綵。
傅原定当天晚上6点钟在他家中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商讨台湾省政府和台湾大学合办“血清疫苗制造所”事宜。
下午两点多钟，傅斯年还打电话给校长室秘书那廉君，让他把自己亲笔拟定的合作办法准时送到家中，以便开会时用。
5点多钟，那廉君来到傅家，俞大綵以为众人在家里开会，自己不便打搅，准备外出去吃饭。
不久，傅的司机老杨气喘吁吁地跑进来呼喊：“校长不行了，校长晕倒了！”俞大綵、那廉君等急忙驱车赶到省议会厅。
傅斯年被确诊为脑溢血，只能在议场内进行抢救。相继赶来探视的党政、学界人士三十余人，其中包括刘世杰、陈诚夫妇、何应钦、程天放、罗家伦、吴国桢、朱家骅、雷震、杭立武、浦薛凤、董作宾、李济、萨孟武、毛子水、方东美、英千里等人。
晚上九时三十分，一度有所好转，血压降低，体温三十八度，接近正常。
罗家伦见状，劝慰王世杰、陈诚夫妇先行回寓。
夫人俞大綵一言不发，只是默默地用手帕在不停揩泪。不料，又出现反复，血压陡增，体温升至四十度，延至十一时二十分终告不治。
十二月二十日午夜一时十分，台北市大雨滂沱，陈诚、王世杰、朱家骅、程天放、陈雪屏、郑通和等十余人，跟随在灵车的后面，把傅先生的遗体，送到极乐殡仪馆。
第二天，台大宣布停课一天，并下半旗致哀；第三天，移体大殓，送往火葬场火化。十二月三十一日，傅斯年治丧委员会、台湾大学假台大法学院大礼堂举行追悼会，蒋介石亲临主祭。各界前往致祭者达五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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